“和”我“毅”起来读书 | 六月阅读书籍《大国大城》

“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，我越相信，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，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。”

——《大国大城》

作者：陆铭

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作为客座教授（或兼职研究员）受聘于复旦大学、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，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，参加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、城乡和区域发展、社会经济学。

《大国大城》关注的是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，作者比较了全球经验，立足本土现状，基于实证，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。

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，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。

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，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，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，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。

“对一个大国来说，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，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，有的地方造汽车，有的地方搞旅游，有的地方采松茸。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，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。”

“在中国，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，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，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，然而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，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，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。”

“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，第一是分享（sharing）——分享固定投入。生产者有固定投入，比如说基础设施，比如说开发区建设，都有大量固定投入。人口越密集，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。从消费者角度来讲，也有固定投入分享，比如说在餐馆吃饭，餐馆客流量越大，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。”

“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（matching）。作为生产者，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，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，因为不够专业化。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，你学冷门的专业，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。温州的企业做大后，常常会搬到上海来，原因就在于，当企业升级了，需要更高技能、更专业的劳动力（比如设计师）和生产型服务业，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。”

“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（learning）——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，这叫自己跟自己学，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，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？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，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。大学生其实不傻，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，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，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，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，跳个槽，收入可能会翻一倍。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。”

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不容置疑的，但是若想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将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，中国目前的城乡政策仍然需要以国际视野，从外部借鉴经验。在科学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上，判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，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，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方式，陆铭教授的这本《大国大城》，其很重要的价值之一，正在于此。

——胡永泰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）

陆铭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，我一直这样想。专业经济学家，由于承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，通常难以思想。中国经济学叙事，于是常割裂为缺乏学术的思想和缺乏思想的学术。我读陆铭这本书，更强化了我关于陆铭的上述想象。这里的经济学叙事，充分超过了教义主义的经济学。中国经验，在陆铭的叙述里，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，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。

——汪丁丁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/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）